1946年，我参加惠来中学两次学潮后，学校当局为了遏制学生运动的发展，开除我的学籍。在地下党组织和一些同志的帮助下，我离开惠来县，到香港达德学院读书。1947年底，我重回惠城，由地下党员陈俊尧（陈平）介绍，到惠城诚信中学任教，并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活动。当时地下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主要是：发展革命力量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黑暗，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。我的联系人是方八鹏、陈俊尧、方增城、方伯元等同志，我的家也无形中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点。          

1947年，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，国民党进行垂死挣扎，在白区对革命人民和地下党的组织进行疯狂的镇压和破坏，这给我们的革命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。按照组织交给我的任务，我首先从发展革命力量着手，利用从事教学工作之便，大胆而小心地在诚信中学女学生中物色发展对象。当时由我发展的同志有方秀芳、方珊瑚、陈捷卿、方银妹、谢如娟等，她们都是十五六岁的进步女学生。我经常组织她们学习党的整风文献、《论联合政府》及进步刊物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丑恶，增强她们对革命的认识，对国民党的憎恨；增强她们对敌斗争的自觉性，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。经过教育培养，她们成为开展各项地下活动的可靠力量。1948年5月，中共惠南县委在牛角栏村成立，领导大南山武工队开展各项斗争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，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，我们经常在秘密的情况下印发宣传品，为了避开敌人的视线，我们买一罐油墨往往要转过好几个人的手。印刷工作经常是深夜在家里进行，而且要把房子的窗口、天窗严加掩盖，谨防特务发现。有一天深夜，我们正在油印宣传品，突然听到敲门声，一大批成品和印刷工具、油墨已来不及妥善收藏，只好采取应急措施，匆忙地把宣传品和印刷工具一起往被窝里塞，假装有人在被窝里睡觉的样子，以防不测。宣传品刻印好后，如何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手里，甚至送到敌人的手里？这是一件艰巨而危险的工作，千万不能有半点差错。我们经常在半夜三更进行，利用夜幕的掩护，把宣传品绑在瓦片上，投进一家家的院子里。第二天群众看到宣传品，便奔走相告说昨夜来了游击队，经过我家门口。有的说，昨夜游击队大队人马包围全城，搞得满城风雨，大长人民的志气。

支援大南山武工队的活动，也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武工队急需子弹，地下党通过各种渠道，向国民党士兵零星收买子弹，把子弹集中起来，埋藏在我家的草堆里，然后利用惠城有买卖山草的习惯，把子弹藏在草担中由方珊瑚挑往转运点，子弹就这样经常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运往解放区。

在激烈的斗争中，国民党反动派变得更加疯狂狡猾，施展各种残酷的手段，对地下党的同志进行威胁、恫吓。有一次，武工队准备袭击惠城警察局，一名提着土炸炮的武工队员，正要冲进警察局时，因一只眼睛视力差，不慎一脚陷进水沟致土炸炮爆炸受伤，敌人开枪射击，幸好同志们掩护他撤走。凶恶的敌人把他被炸碎的手臂的肉块收集起来，挂在警察局门口，贴出告示说：隐藏在惠城的共党应赶快自首，如其不然，看此下场！有时把在战斗中拾获到的武工队员的帽子挑在刀尖上，满城示威，以此来恫吓我们。敌人的残暴行径反而使我们更加警惕，我们的活动变得更加灵活、机动。为了张贴宣传标语，同志们白天预先选好地点，晚上分成几个小组出动，每组三人，一人先在墙上涂浆糊，一人在后面把标语贴上去，一人供给浆糊、标语，三人保持一定距离，以防止发生意外。有一次，方惠屏送情报给联络站，经过敌人岗哨时，碰上敌人正在严密搜查，眼见情况不好，她就机警地把情报吞下肚，让敌人一无所获。在严酷的斗争中，我们锻炼得更加勇敢、机警。

我们还扮成豪门出身的人经常出入赌馆，从中了解敌军的兵力及调动情况，并把地主的谷仓画成地图连同取得可靠的情报及时送往解放区，紧密配合武工队狠狠地打击敌人。有时还送信给地主、豪绅，警告他们不要继续与人民为敌，把敌人的反动气焰压下去。

我们还负责帮助惠城地下联络站的同志解决解放区生活上的困难，好多女同志用裤袋从家里“偷”出一袋袋白米汇集在一起，送到联络站转到解放区。

回想起解放战争时期，我们这些年仅十六、七岁的女同志，在惠城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，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的精神，为妇女的彻底解放锐意追求的壮志，同志之间亲密无间的真挚感情，如同一股清泉涌上心头，觉得一阵阵甜润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（ 方秀如）